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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长孺晚年最为自得的成绩，也是两次“坐冷板凳”。1958年，在毛泽东的指示下，中华书局开始组织全国知名学者标点、校对二十四史，史称“翠微校史”。这场跨越文革的学术工程，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和古籍整理的一座高峰。唐长孺是“翠微校史”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。他主持了“北朝四史”的点校，周期长达十年，是“出力最多，点校最久”的外部学者。直至视力退化，仍由学生读稿，自己口述修改。而按照统一规定，点校本二十四史出版后，唐长孺既不署名，也无稿酬。菲律宾 假期
菲律宾 假期在中国历史学界，武大和唐长孺这个名字密不可分。1944年，他受聘进入四川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，此后长期执教于武大。从20世纪50年代出版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》到1994年去世，唐长孺的学术高度几乎达到“独步学林”的地步。陈寅恪给他写信说：“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。”唐长孺去世后，史学家田余庆与周一良共同写下挽联：“论魏晋隋唐，义宁(陈寅恪)而后，我公当仁称祭酒。”菲律宾 假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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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树牢共同体意识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协同力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要“建设人人有责、人人尽责、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”。基层社会治理的行动主体是一个由基层党组织、基层政权组织、经济组织、自治组织、群团组织、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体所构成的集合体。在这个集合体中，每一个行动主体都居于不同的地位、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基层党组织是基层各个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；基层政权组织是组织者；经济组织、自治组织、群团组织、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体是重要参与主体。基层党组织、基层政权组织、经济组织、自治组织、群团组织、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体共同构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“同心圆”。要充分发挥基层社会治理的“同心圆”作用，就必须树立“共同体”意识，着力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，打造人人有责、人人尽责、人人享有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。这就要求，基层社会治理必须明确制定不同行动主体的治理责任清单，明晰不同行动主体的治理责任边界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切实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协同力，从而真正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协同效能的最大化。《菲律宾 假期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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